美國弗吉尼亞大學人類學博士彭馨妍2022年出版了一本新書，書名是《當代中國的白領女性：我們一直在工作》（Corporate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We’ve Always Worked”）。這是她的博士論文題目，以上海兩家公司的白領女性為研究對象。在書里，她訪談了三十余位都市白領，試圖探究加班文化如何滲透到工作場所之外。
過去幾年，從“996”到內卷，從躺平到“quite quitting”……有關工作的討論無休無止?？墒?，工作一定只有痛苦嗎？加班真的并非員工所愿嗎？工作與生活的界限可以涇渭分明嗎？
在彭馨妍的觀察里，“當下大家面對的狀況并非要不要加班，而是我可以一定程度地接受工作對我生活的塑造，但我需要一個不完全被工作占據的空間。”
10月中旬的一個周六，我們在一間咖啡館碰面。采訪前，彭馨妍剛與學術同行結束視頻通話，彼此感慨了一會兒“終日有假，全年無休”的學術工作。從弗吉尼亞大學畢業后，她進入國內高校工作。之后每次回家都被父母叮囑不要懈怠，要努力。
寫作新書時，她屢屢想起母親。小學時她常忘記帶作業本到學校，打電話給母親時，總被念叨“你影響到我的工作了”。日后回想這一幕，她對母親說：“工作對你蠻重要的。”
與博士論文相比，新書增添了諸多歷史文獻，自上世紀50年代“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響起，婦女被號召走出家門，投入社會生產勞動。時代滾滾向前，彭馨妍認為，這份獨特的歷史遺產被中國婦女繼承、延續，可不同于過往的歷史傳統，當下女性在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雙重勞動是十分個人化的。
新書寫罷，她被問得最多的問題是，這些“既要好工作還要維持一個好家庭”的女性沒有過反抗嗎？
“的確，大家也會自嘲‘做女人好不容易’，但對于當下的生活狀態不會做出反抗。她們確實地從中感受到了別的東西，比如，她們雖然在加班之余刻苦地進行核心肌群訓練，但鍛煉也為她們提供了彼此連結的第三空間，她們在其中汗流浹背，也分享彼此的近況。一位報道人（人類學者在田野調查中接觸到的能幫他們了解當地文化、進入內部世界的當地人）告訴我，身體與情感的連結比自己本身掉了多少肉更重要。這些都是無法直接從家庭與工作中獲得的。”她說，“我想書寫出她們的主觀能動性。”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與彭馨妍的對話。
我們需要一個不完全被工作占據的空間
南方人物周刊：聊聊你的研究緣起吧，為什么想要研究都市白領的工作？
彭馨妍：我最先是對工作這一話題感興趣。2017-2018年我在上海做田野，先后在一家設計師品牌時裝公司和一家化妝品相關的外企實習。我本來的研究題目與白領群體之間的友誼有關，與他們相處時，許多人好奇自己的工作環境這么單調、工作時間這么長，日復一日地，有什么好研究的？我反而對這種看似單調的東西很感興趣。恰巧因為實習的這兩間公司是服務于女性的消費行業，女性員工占了大多數，我就想寫一份純女性的民族志。我的報道人年齡大部分在25至35歲之間，與她們相處，一方面是因為研究問題，另一方面，她們身上充滿了生活智慧與韌性，很感染我。
南方人物周刊：從“996”開始，近幾年來，大家對工作這一話題的討論度越來越高。
彭馨妍：做田野的那兩年國內加班現象蠻嚴重的，大家的抱怨和討論也很多。后來隨著一系列相關政策的出臺（記者注：2021年，最高法、人社部聯合發布超時加班典型案例，明確“工作時間為早9時至晚9時，每周工作6天”的內容，嚴重違反法律關于延長工作時間上限的規定，應認定為無效），大家愈發開始思考這一現象。另一方面，人們愈來愈認識到工作對生活的影響、工作與生活的界限。實際上，大家現在面對的狀況并非要不要加班，而是我可以一定程度地接受工作對我生活的塑造，但我需要一個不完全被工作占據的空間。
南方人物周刊：如何定義加班呢？
彭馨妍：我先后待過的兩家公司都要求每天工作8小時，雖然下午一般6點就下班了，但如果領導沒有離開，同事們也不敢大大方方地走。這是形象管理。
加班的定義非常復雜，比如在市場服務、咨詢等行業上班的人，甲方公司把任務給到他們時常常已經很晚了。又或者，當他們接到一個規模較大的項目時，在預算有限的前提下，工作時長和工作量都不得不翻倍。還有一些遠程辦公的人，下班之后也常常需要應付單位發的信息、維護客戶關系。
與性別有關的一點是：我曾遇到一位職場媽媽，因為工作任務比較重，白天要接送孩子，她只好晚上回到辦公室加班。一些剛生育過的媽媽每隔兩小時就需要泵奶，她們擔心被老板懷疑沒有在認真工作，因而會更努力地展現自己認真工作的模樣。但是，她們不是簡單地被迫加班，其中也流淌著她們個人的主觀能動性。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的大藏奈奈（Nana Okura Gagné）副教授研究日本“工薪男”，2018年我拜訪過她。她說，很多東西不是那么簡單的，日本公司的加班現象并非只是日式管理的必然結果，其中也有日本人不愿意給人添麻煩的文化因素。盡管中國現在有明確要求，但加班現象就一定消失了嗎？比如學者、記者這類工作，雖然沒有時長要求，但由于工作性質，他們的工作時間可能很長。而且，疫情之后，越來越多的工作變得更加彈性和靈活，工作時間于無形之中被延長。這些很難用機制講清楚。
中國婦女勞動的歷史慣性
南方人物周刊：將博士論文改寫成書時，你有哪些想法發生了變化嗎？
彭馨妍：博士論文答辯結束后，我自己很大的不滿在于文章里對中國勞動女性的挖掘不夠深入。將論文寫成書的過程里，我翻看了過去20年的《婦女研究論叢》，也惡補了一些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歷史文獻。賀蕭（Gail Hershatter）的那本《記憶的性別》我非常喜歡，里面描繪了許多具象的場景。比如，白天在田間作坊里工作的女性，晚上回到家后會繼續在昏暗的燈光下幫孩子織毛衣、做鞋子。實際上，婦女參與工作和回家的波動是中國政治經濟背景變化的結果。波動不只發生在中國，日本學者也指出，在不依靠移民的日本社會，為了提振日本經濟，前首相安倍晉三曾大力鼓勵女性參與就業。
另一點很有趣的是，我在田野中接觸到的女性報道人都強調女性應該去工作。這不僅來自于經濟的現實考量，也有一種歷史慣性。一位報道人工作到分娩前幾天才肯請產假。她認為這對女性來說理所應當。中國婦女繼承了一份獨特的歷史遺產——她們不僅是勞動者，也是母親、妻子，在個人與公共的雙重領域中付出生產和再生產的勞動。這與當下部分精英女性既要有一個成功的事業、也要有一個很好的家庭的邏輯是不一樣的。
南方人物周刊：一些職場媽媽出去工作，可能要負擔一大筆育兒嫂的開銷。在你的田野中，大家是怎么處理的？
彭馨妍：上海的育兒成本非常高，我在田野中遇到的報道人都是雙職工家庭，因此隔代養育的情況比較普遍，長輩過來幫忙照看子女。
最近幾年，大家對于再生產育兒勞動社會化的討論十分普遍。育兒并非只是女人的工作，社會對男性參與的期待也十分高。2021年日本修訂《育兒·介護休業法（修訂）》延長了男性的“陪產假”，引發熱烈討論。
當工作思維進入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書中有趣的一點是，白領女性們將在工作中習得的思維方式運用到個人生活中。
彭馨妍：我剛入職第二家公司時，坐我隔壁的一位職場媽媽剛好加班到凌晨4點，我聽說后十分震驚。她解釋是因為小孩子生病，白天得照顧小孩，只好晚上回公司加班。在她看來，這樣的工作時間沒有什么問題。她說，我要給我的孩子做個榜樣，讓他知道媽媽在努力工作。
書里還寫過另外一個例子：一位報道人是公司內少數做到管理層的女性，工作時間相對平穩，但也非常久。她說生育前有時為了完成一些工作甚至會通宵，但有了孩子后基本不會了。有次我去她家里吃飯，她的孩子作業沒有完成，她就開始跟他講道理，說“二年級的語文是很難，但媽媽做項目時也碰到過很困難的時候，當時沒有人幫我”。她講這些道理時十分激動，想以此勸說她的小孩要克服困難。這套話語實際和她在公司開會講的內容如出一轍，我立刻聯想到了我們開會時的情景。小朋友聽完若有所思地回了房間，但我不覺得他能聽懂。
人類學作品《清算》提到華爾街的分析師們在“加班”和“努力工作”之間有一個話語的置換，投行家們認為努力工作是道德要求。如果你懶惰，就不應該得到財富。當然，我們可以質疑他們的巨額工資是否真的是通過努力工作獲得的，但至少大部分人認為努力工作是獲得收入的根本途徑。同時，努力工作與加班劃為等號，一個人的勤奮程度等同于他的工作時長?！肚逅恪防锩嬉灿杏∠蠊芾淼捏w現：一些人的工作時間消耗在不增加價值的事情上。
▲人類學作品《清算》提到華爾街的分析師們在“加班”和“努力工作”之間有一個話語的置換，投行家們認為努力工作是道德要求
我在第一家公司實習的時候，在十幾人的公司內，其中半數是上海本地人。有次老板對我感慨：他們不用買房，也沒太大的經濟壓力。他們想早點下班，就少接幾個項目。但是你看外地過來的年輕人就很不容易，他們想在上海生活，需要面對買房的壓力，我會給他們機會，讓他們多接一些項目賺錢。同時，他也強調，公司在晉升的時候會優先考慮那些愿意承擔更多工作的人。其實老板也出現了這種置換的話語，他一方面覺得加班是需求所致，另一方面又覺得這是工作的道德倫理。
南方人物周刊：將是否愿意加班等同于個體是否努力工作，員工們是如何內化這套邏輯的？
彭馨妍：一方面可以說這是種內化，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工作帶給女性個體的價值感。有些女性寧愿晚上待在辦公室加班也不愿回家，為什么？她回家后可能要面對不那么整潔的環境，可能丈夫嫌她啰嗦，可能公婆嫌她帶孩子事多。她在工作場域獲得的認可未必能從家里獲得，所以才會有女性等到小孩睡著后返回公司加班。這恰巧從側面反映了她們在家庭生活中扮演了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角色。
南方人物周刊：加班多的人最后都得到晉升了嗎？
彭馨妍：我在第二家公司實習時剛好目睹了一輪職位變動，還真就是工作時間長、對公司貢獻大的人晉升得快。一定程度上，它是公平的。當時還不流行“卷”，公司有一位男性家庭條件比較好，他每天一到6點就準時下班，吃吃喝喝生活很滋潤。最后，公司內部重要的項目都沒落到他頭上。
南方人物周刊：有不成功的案例嗎？
彭馨妍：一位職場媽媽生育前一直是公司內非常努力的員工，生孩子那年到手的年終獎還不及生育前的十分之一。她生產的時候公司剛好在調整部分崗位，等她返崗后，她原來帶的實習生轉正成為自己的上司。她后來換了部門，因為工作能力強，慢慢地越做越好?？赡芘c性格有關，她是以非常積極的態度去講述這一切的。雖然惋惜，但她說，至少我花了很多時間去陪伴我的小孩。其實休產假期間，她有陣子非常想回去上班，但她發現家里長輩幫忙帶時小孩性格出現了微小的變化，她覺得不行，還是要多陪伴孩子。所以，她并沒有完全將工作視為自己的權威，也并非合理化工作，整體是以非常積極的態度去看待。
南方人物周刊：聽起來很累，似乎女性自身也有無數個標準去衡量自己是否合格與努力。
彭馨妍：博士論文的評審老師看完我的論文后也評價說很累。他們震驚于書里一位女性的故事，我們叫她K吧。K在家里搞了一套表格積分系統，用來計算丈夫和自己參與家務勞動和育兒的活動。她和丈夫一再聲明這不是競爭，但丈夫常常因為出差無法參與勞動而被迫分值很低。為了照顧丈夫的情緒，她又不得不安慰丈夫、對積分系統進行調整。K將在工作場所中偏經濟理性的分析運用到家庭中，背后卻付出了大量的情感勞動。
書中一位報道人Sophia勸說自己加班是為了之后過上好日子，這背后的邏輯有點像學者項飆提過的“工作洞”概念，大家超負荷地工作是為了從洞里爬出來，生活的目標相對單一化。但你在書中質疑了“工作洞”的適用性。
如果一份工作占據了我們一天這么多時間的話，我們很難說服自己只是為了從洞里爬出來。我覺得工作對個體的變化、工作場域內發生的事情應該被更廣泛地嚴肅討論，因為它確實給個體帶來了一些東西。
“工作和生活的關系被問題化了”
南方人物周刊：聽說你這學期開了一門與工作相關的選修課，學生實際的反饋如何？
彭馨妍：之前我要求學生一起共讀詹姆斯·蘇茲曼（James Suzman）的Work: ADeep Histor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Age of Robots，中文版標題叫作《工作的意義》。有位學生提問道，我們工作不就是為了賺錢，想那么多意義干嘛？之前有次聽項飆老師的一場講座，他說，很多時候大家那么焦慮和困惑是因為太急于從當下做的事情中尋找到意義。我在想，是不是有時候對意義的討論反而會限制我們？
很多學生沒有實際的工作經驗，你很難讓他們具體去聊工作的問題。我的朋友袁長庚在看理想有一檔關于工作的節目，他在其中講到，有些上班族追求靈肉分離，希望工作時的自己像個機器人完成就罷，等到下班時間再做回真正的自己。我們覺得這不大可能，工作和非工作的自我很多時候難以徹底區分開。最近上課，我和學生一起共讀大衛·格雷伯的《毫無意義的工作》，書中一個例子寫道：一個人的工作是“活少錢多”的類型，他上班時各種刷劇，出差就是到處玩，但他覺得工作不用動腦，很痛苦，最終決定辭職。在上這門課的時候，其實我也很困惑，怎樣能以一個不完全批判和消極的態度去討論，才不至于讓大家變得不想工作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自己怎么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
彭馨妍：我們學院領導前幾天勸我不要太拼了，要有生活才能有工作。我很感動這份建議，但另一方面，我很好奇怎樣才算有生活？拿學術工作來講，我身邊大部分的同行早就習慣了“終日有假，全年無休”的日常。
其實2019年剛回國工作那會兒，我嘗試過將兩者分開，很快失敗了。不過，一個很明顯的變化是2020年疫情暴發后，課堂和會議全部轉為線上，學校為了照顧有孩子的老師不得不將會議安排在晚上進行。那時候我很明顯的感受是，工作時間被拉長了，常常需要在晚上8點保持腦袋清醒的狀態。但我繼而反思，自己試圖將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劃分清晰的嘗試是否說明我有一定的“特權”（privilege）？我沒有小孩子要管，也不需要照料老人，所以可以相對自如地控制自己的工作時間，但對于有孩子的老師而言，她們可能就沒有那么多的選擇。
南方人物周刊：平衡工作與生活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我一位在北歐讀博的學長常常會被同事叮囑要注意休息，不要工作太久。我在想，你失敗的嘗試是不是與我們普遍的“工作狂”環境有關？
彭馨妍：每次回家，爸媽常常建議尚是工作小白的我要多積累和努力。我覺得，工作與生活之間的關系可能被問題化了。當上一輩還是職場小白時，他們未必會有“平衡工作與生活”的意識，只是現在大家愈來愈重視私人生活領域。當我們的經濟足夠養活家里人，便開始思考如何將家里布置得更加溫馨。這恰恰是件好事。
距離我田野也過去了好幾年，可惜的是，我與許多報道人都失去了聯系。那時大家對于職業的穩定是有質疑的，默認職業的流動與轉換是促進個人職業發展的必經之路?？墒且咔榘l生以來的三年，一個顯著的變化是，大家傾向于進入國企和體制內單位工作，哪怕工資相對低一點。這不僅代表著經濟意義的穩定，也意味著人際關系的穩定——你打交道的人相對固定，大家也不會彼此使用“花名”。這多少有些像父母那輩工作環境的延續，對吧？
本文轉自于 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