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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戒尺,“舉起”還是“放下”該不該是個難題? | 新京報專欄

      戒尺,“舉起”還是“放下”該不該是個難題? | 新京報專欄

       

      ▲江蘇泰州泰興一初中老師課堂上體罰學生,用尺子狠打學生的手。截圖來自社交媒體視頻
       

      據報道,近日,江蘇泰州泰興一初中老師課堂上體罰學生,用尺子狠打學生的手。這一幕被學生拍下來,傳至網上。2月15日,當地教育局工作人員表示,已經到涉事學校開展調查。有知情人稱,是因為學生作業錯太多,老師才體罰學生。

      此事一出,沖上熱搜,網友的評論幾乎是一邊倒地肯定老師的做法。有的說,“打個手,不是體罰”;有的說“放任不管,家長投訴。稍加懲戒,大喊違規。所以家長管不了,老師不敢管”;還有的說“不打不對,打也不對,老師真難”。

      教育懲戒權懼用與濫用的兩極化

      現實的教學情況是,一方面,不論是學校,還是教師層面,濫用教育懲戒權的行為依然存在,有的教師亂管、體罰、虐待甚至暴力侵害學生,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應和熱議;另一方面,一些教師出于害怕被認定為體罰學生,面對學生的失范行為時不敢管也不愿管,對實施教育懲戒持消極態度,寧愿選擇沉默。

      可以說,對于教育懲戒權,呈現出懼用與濫用兩極化的特點。

      2021年3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以下簡稱《規則》),第一次以部門規章的形式系統規定了教育懲戒的屬性、適用范圍以及實施的規則、程序、措施、要求等??墒?,文件的出臺,并不意味著諸多理論與實踐問題都順理成章地得到了解決。

      部分學生及家長不明就里式非理性地動輒上訪、校鬧的行為使得教師的聲望、工資待遇、職稱晉升等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失。一些教師不再信奉傳統嚴師的教育理念,而是秉持懲戒次數最少化、懲戒程度最小化的原則,該管不管、該嚴不嚴。而這種淺嘗輒止的懲戒,也無法產生應有的教育意義。

      并且,長此以往,促使教師群體形成明哲保身、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組織文化。此文化熏陶和催生了教師對教育懲戒權使用的顧慮及戒備心理,《規則》出臺以后,這種顧慮也依然存在。

      ▲資料圖:學生們積極回答老師的問題。新京報資料圖

      單純處罰學生不公平

      回到懲戒的原點,既然懲戒針對的是學生錯誤,第一個需要追問的便是如何看待學生錯誤。主張教育懲戒者往往有一個預設,即學生錯誤是由學生品格問題導致的,是品質性錯誤,所以犯錯者要承擔完全責任,要接受處罰與懲戒。

      這樣的預設與邏輯有其道理,但并不嚴密。先不說學生作為未成年人并不是完全的道德主體,即便他們是負全責的道德主體,學生錯誤也并不全是由品格問題引起的。

      比如,作業問題上的“錯誤”發生頻率最高,但作業問題上的錯誤,有學生的問題,但客觀一點說,更多的是學校與教師的問題,各科教師在布置作業時基本上沒有統籌協調,每科布置的作業看起來并不過分,但加在一起,學生如果不犧牲睡眠時間根本不可能完成。

      即使學生所犯錯誤都是由品格問題導致的,那么處罰他們也未必完全正當合理。學生是成長中的人,人格還在走向成熟,應該給予其一定包容空間。

      一般情況下,教師不能取代父母作為學生法律上的監護人,因為法律上對監護人資格有嚴格規定,但“道德監護人”則不同,教師與父母一樣承擔著教育學生的義務,尤其是在校期間,由于空間可及性及教育職業本身所蘊含的道德使命,教師甚至承擔著更多的道德責任。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些學者就主張,學生犯錯,哪怕是道德錯誤,單純處罰學生也是不公平的。

      懲戒的前提是窮盡了一切教育手段

      回到教育懲戒的概念中,可以理解為“教育的懲戒”或“為教育的懲戒”,教育屬性顯而易見。這就是說,面對學生錯誤,學校,尤其是教師,不能直接祭出“懲戒法寶”,先要反思是不是窮盡了一切教育手段。

      正如英國教育家托馬斯·莫文所說:“當不公正處罰發生時,教師經常躲在紀律背后,似乎別無選擇,但實際上不是沒有選擇,而是更愿意選擇處罰。”

      而且,學生錯誤的原因復雜,既有主體原因,也有環境原因,作為教育概念,教育懲戒是最后的教育手段。其與學生錯誤不是簡單對應的關系,不是學生犯了錯誤就給予懲戒,而是根據錯誤的原因、錯誤的性質來確定是否懲戒以及如何懲戒。

      更重要的是,對教育者來說,對學生錯誤不能消極理解,而要做積極理解,將此作為對學生進行引導與教育的契機。犯錯學生往往也是最需要幫助的學生,如果教師有教育情懷,就應該給予他們最充分的關懷與幫助,以應有的耐心來喚醒其自身本有的積極力量。

      要知道,教師的職能不僅包括向學生傳遞人類以往的知識經驗,更在于通過對學生身心施加特定的影響使其逐步社會化。

      當然,社會輿論和家長也不應陷入因噎廢食的邏輯中,將懲戒教育“妖魔化”,應當對其內涵與外延做出公正的解讀。教育懲戒權的行使,本質上契合教育發展規律,只有將傳統教育觀念和現代賞識教育觀念進行有機結合,方能重構平衡、和諧的新型師生關系。

       

      本文轉自于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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