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戌源往事：上海灘“洋山鐵人”的紅與黑｜體壇

毫不夸張地說，陳戌源是中國足協史上爭議最多，也是最悲催的主席

資料圖：陳戌源。圖：視覺中國

　　作為聽著樣板戲《海港》到上海港工作的光榮的上海碼頭工人，陳戌源早年從上海港最繁忙的15號碼頭開始干起，因為“勤快、開朗、干勁足”開始逐步嶄露頭角。他先是因為喜歡寫寫畫畫（他曾以“荒原”為筆名在集團內部報刊《上海海港報》上發表詩歌、散文），成為集團辦公室專職秘書，在步入中年時又被逐級調至上海港務局團委工作。僅有大專學歷的他，后來更是依靠1997年從上海海事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研究生班獲得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高級經濟師職稱，正式邁入集團管理層。

　　在復雜艱巨的改革中展示出的魄力，則是陳戌源仕途更進一步的要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他奉命解決各船舶公司的冗員、“一坑多人”、裙帶編織等問題，一口氣裁撤了18000多名員工，但在“完成指標”之后，他又超標給予了這些工人家庭補助和福利，其中許多工人退休之后依然享受著上港集團給予的待遇。而在隨后的引進“外資”階段（其實就是以李嘉誠為代表的港商），他又據理力爭，為工人們爭取了條件，比如反對外企降低工人薪水，比如鼓勵上港員工集體持股。在他和工人們堅持不懈的努力下，僅僅三年，洋山深水港就建成。自2010年開始，至2022年上海暴發疫情之前，上海港的吞吐量穩居世界第一，期間從未旁落。依靠這些鐵桿的戰績，“洋山鐵人”陳戌源也在2011年走上了自己仕途的巔峰——上海港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

　　縱觀他任上港集團老大的履歷，基本和投資足球的軌跡相吻合（上港2012年投資足球，也是他就任集團老大之后的第二年）。如果將其這一段經歷比作分為上下半場的足球賽事，身為上港俱樂部老板的陳戌源在上半場的表現可圈可點：2013年前后，收購徐根寶的東亞足球俱樂部，隨后大舉內引外聯，使得上港成為國內為數不多可以和恒大相抗衡的一支力量。2018賽季，上港隊更是如愿獲得上海歷史上第一個中超聯賽冠軍。在這個過程中，陳老板較好地履行了作為一個合格的俱樂部管理者的角色，不越位，不越矩：他沒有對具體事務管得過細過勤，而是放手交給相關人士運作。當然，對于足球業務，他是全身心投入（他曾獲贈俱樂部“頭號球迷獎”。上港集團有72%的員工參與了員工持股，上港俱樂部一直保有“員工觀賽助威”的傳統）。當然，這可能也是他能在卸任上港集團一切領導職務后，成為中國足球協會歷史上第一位體育系統之外的“專職主席”的根本原因——敢于對既得利益大刀闊斧地改革，一切為了員工利益，這也是中國足球掌門人的關鍵要素。而從他2019年就任中國足協新一屆主席后的表態看，從改革足球管理的機制和運行體制，到支持職業聯賽發展，再到如何保障國家隊，談得非常詳細。甚至連青少年足球普及缺位、足球場地不足、基層教練人數不夠這樣具體細微的，很少有中國足協高層直面的問題，他都一一主動提及?？吹贸?，他對于中國足球發展現階段存在的問題，有著全面清晰的認知。

　　而在就任之后，他的多項改革措施也開始實施——去行政化、去金元化、去歸化化、去高薪化、中性名化。不過，從結果來看，這些改革措施并不成功。

　　“去行政化”——援引足改方案中“政社分開、權責分明、依法自治”的原則，他多次強調足協應該有更多的自主權、自理權和自律權，建立一整套規矩規則，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一方面發現很多政策推動不夠，往往涉及敏感問題的時候就淺嘗則止；另一方面，在享受到權力所帶來的紅利之后，作為當權者的他，也不可能如此輕易放下手中的權柄。

　　“去金元化”——上任后，他努力戳破了中國職業足球的金元泡沫，試圖讓聯賽恢復理智、良性發展，同時取消國足每逢大賽必包機的特殊待遇，還要對足協多個部門實行精簡。應該說，從后期聯賽球隊欠薪遍野、房產泡沫之后一地雞毛可以看出，他的舉措在相當程度上有先見之明。但在實施過程中，手段過于強硬、方式不得當，導致中國足球環境受到一定傷害，聯賽整體競技水平略有下降。

　　“去歸化化”——一方面，包括恒大在內的中超球隊對歸化球員投入前后近20億；另一方面，足協又在世預賽12強期間又大力打壓歸化球員，限制歸化球員上場的人數、時間。此舉也讓足協處于風口浪尖，既然選擇了歸化，如此遮遮掩掩到底為何？

　　“去高薪化”——他認為，金元足球導致球員年薪過高，使他們進取心不足，也給俱樂部帶來了很大負擔。足協為此連續兩次發布“降薪令”，使國內球員的頂薪從千萬級別降到了500萬。但由于缺乏和俱樂部的良好溝通，以及球員的替代方案，導致球員開始集體質疑和抵觸，有球員威脅退役，甚至去直播帶貨。

　　“中性名化”——取消“城市+企業”等命名方式，強推中性化隊名政策。本來在俱樂部股改方向中，名稱中性化的提法是要求具備條件的俱樂部逐步實現，但足協“一刀切”的做法嚴重傷害到了企業的利益，導致企業的積極性下降，中超品牌形象和商業價值被嚴重縮水。

　　應該說，陳戌源的一系列舉措，其初衷都是為了實施自己的藍圖，實現自己的“公益足球聯賽”夢想。但這個夢想實現了沒有？其所謂公益屬性和社會經濟屬性是否得到了兼顧？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舉一個簡單例子，陳戌源上任后，中超分紅連年下降。2022賽季中超各隊分紅約800萬人民幣，少于2021賽季的1000多萬，更比不了“金元足球”鼎盛時期的年分紅6000多萬。2015年，中超的冠名版權賣出了5年80億，年均16億。2018年，版權費改為10年110億，年均11億。如今的1億僅為當年的零頭，縮水到原來的十六分之一。

　　這幾年的中國足球，一方面面對疫情因素的掣肘，一方面承受經濟社會環境的劇烈波動——2020年秋天，“三道紅線”劃下，被稱為“房地產聯賽”的中國三級職業聯賽立刻在本就受到疫情沖擊的情況下進一步雪上加霜。而國家隊在諸多賽事上一敗再敗、跌至低谷，更是讓中國足球成為無人敢于觸及的雷區。毫不夸張地說，陳戌源是中國足協史上爭議最多，也是最悲催的主席。這是其性格使然、認知使然，也是時代層面的必然。

　　不知道在因為嚴重違紀被帶走的那一刻，陳戌源有沒有《狂飆》中高啟強臨刑前的頓悟——自己從一個碼頭工人，一步步腳踏實地，在46年中逐步走向在上海灘的仕途巔峰，但一個充滿魔力的足球，卻將自己推向了更為波譎云詭的瘋狂浪灘。

　　假如有選擇，他自己能回頭嗎？

本文轉自于   財新網